邹骥：火电建设趋缓表明政策开始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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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电建设趋缓表明政策开始显效

　　———访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副主任邹骥

　　中国电力报 中电新闻网 记者 刘世明

　　近日，煤电行业一则重磅新闻引发了业内人士的关注，吉林等8省份的15项煤电项目因不具备核准建设条件而被取消，涉及装机1240万千瓦。国家对于地方煤电建设的监管，“第一只靴子”已经落地。日前，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火电新增装机量仅为60万千瓦，创近年来新低。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火电建设已经站上了一个历史性时刻。就此，记者专访了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副主任邹骥。

　　政策和市场都在促使煤电建设减速

　　中国电力报：当前火电装机单月增长已经降至60万千瓦，您觉得装机增速迅速降低原因是什么？

　　邹骥：今年上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就地方的煤电建设发文，对地方审批煤电项目进行指导，到近期火电单月新增装机只有60万千瓦，这也说明宏观指导意见已经开始见效。另外市场本身也在管着这个行业，现有的机组都利用不充分，还往里边投资，就很不明智了。

　　当然有一种观点是，当前我国经济处于新常态，万一未来经济再次过热呢，会不会出现电荒？因为上世纪末期也停了一段　  时间的煤电投资，2002年以后出现了电荒。

　　但是我觉得当前的形势和当时不同。首先，过剩装机比较多；其次，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会发生结构性变化，当时的经济周期是靠化工、水泥、钢铁、建材等重工业来支撑的。

　　但是下一轮高增长，服务业和知识型产业将是新经济的增长点。总体来讲，飞跃性的用电增长可能性不大。

　　从全球的趋势来看，电力系统的低碳化是早晚的事，甚至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的标准，现在煤电装机过剩正是一个通过严格控制新增煤电投资进行能源结构流量调整的机会。中国加入了《巴黎协定》，而且中国也要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不可能无视这种约束。执行《巴黎协定》要逐渐地落实到经济体的内部，落到企业，落到能源。所以早动手，比不动手、晚动手肯定要好。另外，我们尽早地自觉地实现电力的低碳化，对我们的能源安全、空气质量，以及满足全球碳约束，都是有利的。

　　中国电力报：您刚才提到煤电建设的减速的原因，一个是国家对地方审批的指导意见，一个是市场原因。除了这两个大因素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因素？

　　邹骥：我刚才说市场因素，还是一个　  比较抽象的概念。还要看投资的内部收益率。企业不论是直接投资、上市、发债，总是要把钱投到能够赚更多钱的地方。在可预见的未来，煤电也不会有更高的收益，那为什么还要往里边投资呢？市场的因素就是供求和价格，价格又决定了内部收益率。

　　投资是要讲回报的，你想投资的机组有1/3的设计利用小时数是闲置浪费掉的，那对内部收益率影响多大!当然，地方前几年批煤电项目有一个理由，就是煤这么便宜，只要能发电，就能赚钱。但是现在用电需求增长少，机组运行只能降到4000小时，在这种情况下赢利下降。

　　还有一个需要检验的是电改对煤电有没有影响。电改最终是要有效率地来配置资源，更讲经济效益。降低价格，打破垄断，直接售电。如果电改成功了，电价会有所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想再赚取成本和电价之间的不合理差价就没那么容易了。

　　这些都是潜在的因素。

　　当然，原因很复杂，很难具体解释近几个月来的建设速度的下降是由哪个原因造成的。但是以上这些原因都是有作用的。尤其是宏观调控，发出了明确信号，给相关投资者一个明确的警示。　　 

　　现有煤电拥有未来约30年过渡期

　　中国电力报：您曾写文章指出“十三五”煤电即使零增长也能满足未来电力需求，请问是出于何种考虑？

　　邹骥：对于煤电是否应当新增投资主要基于这样几个判断。一个就是毋庸置疑，中国的电力需求总量还会继续上升。从供给上来看，在电力需求上升的情况下，假设煤电数量不增加，新增加的非化石能源电力基本可以满足2030年的需求。

　　同时我们也考虑了未来对于电力和能源发展的两个基本约束。一个约束就是局地污染物，以雾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为代表。另一个约束是碳约束，如果说超低排放的煤电可以解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雾霾的问题，但是它不能显著解决碳的问题。

　　所以我们概括成三句话，构成我们的思路。第一，一定要满足日益增长的用电需求；第二，还要满足两个环境约束；第三，在新增的电力需求上，优先使用非化石能源。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判断，不新增煤电仍然可以满足新增的电力需求。

　　不新增煤电，不要误解，不意味着煤　  在中国就不是主要能源了，中国依然是以煤为主的国家。我们煤电的存量还是巨大的，大概9亿千瓦上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每年还要淘汰一部分落后的煤电产能。

　　从投资周期上来看，目前的装机存量是从2002年以后投资新建的，都很年轻，而且大部分都是60万千瓦以上的机组。

　　从经济成本角度考虑，这些机组肯定不会去拆。但是可以大致将这9亿千瓦的容量分为两部分，9%的小机组大部分还是要淘汰掉，还有一部分用了30年、40年的机组，一般也是小机组，也要淘汰掉。对于过去10年新投的机组，要进行超低排放改造。我们经过测算，对一台20~30万千瓦的机组进行超低排放改造，成本在3000万元到6000万元之间，总成本接近几百亿元到上千亿元。

　　这就是对于现在的存量的处置办法。

　　即使不新建机组，还是要在煤电上投资，就是超低排放技术改造投资。这样我们对现有煤电存量就有了一个战略布局。

　　中国电力报：那在当前我国煤电装机如此大的规模情况下，近年来新增装机规模将如何利用？

　　邹骥：将来煤电的长期构想是保持现有的存量，没有大的变化，但绝对不能再增加了。那么煤电总装机应当以什么样的标准判断是不是应该减少呢？看服役期。

　　言外之意，在不新增的情况下，煤电占比会持续地下降，但绝对装机比较平稳。30年之后现有机组服役期满，会有大规模的淘汰。届时从经济的回报等各方面都是最优的。到那时人们生活更富裕了，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更便宜了，煤电有可能加速折旧、提前淘汰。

　　所以现在的煤电存量还是要做继续使用30年、40年的打算，但必须经过超低排放改造。目前国内煤电机组大部分还是比较精良的设备，其中有20%绝对是世界先进的设备。然而，30年之后，这些机组就不那么先进了，设备折旧，成本也都赚回来了，届时就可以大刀阔斧地淘汰。各种条件也成熟了，可以大规模地替代。未来的30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过渡期。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进行气候谈判，我们要为国内的设备争取过渡期。但是必须从今天就开始着手改变。参与《巴黎协定》的中国代表团，已经充分考虑了给国内现有设备的一个过渡期，这样到2030年和2050年实现国际社会对于碳排放的要求，就更有条件了。如果现在还在不断地增加煤电，不断地被锁定，那以后怎么办呢？在这样一个过渡期内，技术会发生重大变革，可再生能源成本也会变得非常低。我们要认清这样一个方向，政策也应该顺应这样一个方向。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从现在就开始呼吁不要再增加煤电新增机组的投资了。

　　未来煤电投资主要是技改投资

　　中国电力报：您认为诱发煤电上马的因素还在不在？未来增速会不会反弹？

　　邹骥：从市场的层面看，短期内不会出现反弹。因为就算是市场重新走热，用电需求规模上升，我们现在还有一部分闲置装机存量，可以先调动起来，发电从4000小时到5500小时甚至更高，能够满足可预期的部分用电需求上升。另外我们　  还有大量的弃风弃光，还可以再进一步补充。用电需求未来肯定是上升的，但是上升的幅度，至少在一两年之内，就算是经济迅速复苏，我认为我们现存的富余装机存量是可以满足的。

　　对于煤电行业和煤炭行业，并不是现在不新增装机容量的投资，就没有技术改造的投资了。而且现有这么庞大的装机存量，在今后的几年内，主要的投资任务就是技术改造投资。但是新增的基本建设投资是要杜绝的。

　　但非化石能源需要大量的投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也就是对资源作了一个重新配置。配置的结果就是我们未来的能源更清洁了。这是对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并不是说哪个行业就不发展了，哪个能源就不为主了。其实即使这么发展下去，中国在一个非常长的历史时期，电力方面依然将以煤电为主。

　　中国电力报：从碳排放角度来看，当前煤电建设的减速是否有些意料之外？对于我国实现碳排放控制目标是否有更积极的意义？

　　邹骥：我个人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的。首先，我还是乐观的。我们有可能存在着潜力和机会将碳排放控制指标完成得更多，让峰值到来时间有所提前。包括非化石能源占比，到2030年达到20%，这些指标都有可能完成得更好。

　　但是，为什么又说谨慎呢？因为我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图景。就是我们的用电需求在过去是以工业用电为主的格局，现在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重化工业的占比和绝对量可能都在下降，但同时也有存在压力的一面，在生活、服务、消费领域的用电会持续上升。特别是交通，这一领域在未来的用电量上升会部分补偿掉工业用电量的下降。另外建筑领域的用电也将呈上升趋势，包括供暖、制冷、家用电器。这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不重复发达国家的老路。即使是这样，单个人的能源消耗量还是在上升的。如果我们的交通、建筑两个领域能够发挥后发优势，能效有显著提升，那么这将是未来的一个难点。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这两个领域能占到一次能源消耗的60%以上。我所说的谨慎就在于这两个行业节能任务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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