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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报 中电新闻网记者 朱怡
Frederick Weston 现任睿博能源智库(The Regulatory Assistance Project)中国项目主任。睿博能源智库是一个全球性的非商业性的专家咨询机构。在加入RAP之前,FrederickWeston曾作为经济学家及听证官员就职于佛蒙特州公共事业监管部门长达11年,其工作范围包括设计和实施能效战略低成本方案,参与构建了全美第一个能效公共事业单位 “能效佛蒙特州”。在1990年代中期,他曾担任美国公共事业监管委员会(NARUC)联合主席。
初夏的午后已是暑热熏蒸,在建国门外使馆区附近的写字楼里,记者见到了刚刚从美国来到北京的FrederickWeston。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Weston先生将他的时间投入到了中国和美国的项目中,重点领域包括这两个国家有关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监管改革和定价、区域市场操作、污染排放等。2011年,Weston正式担任睿博能源智库中国项目主任。
经历了十几个小时的空中飞行,站在记者面前的Weston略显疲态。他端着咖啡向采访的会议室走来,不忘随手按灭了办公室的电灯和冷气。当记者问起他最感兴趣的能源效率问题时,Weston整个人瞬间活络了起来,手舞足蹈地侃侃而谈。为了解释清楚他为自己家所实施的节能改造方案,Weston花费了近半小时在玻璃黑板上图文并茂地向记者演示。这种被称为认识转变的精神,仿佛我们乘飞机经过这个时代时,通过舷窗看到的大地玫瑰色的闪光。
“电力规划应考虑包括环境成本在内的一系列成本和效益”
《中国电力报》:您如何看待中国能源和电力发展情况。
FrederickWeston:在过去的15年里,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电力行业改革,极大地扩大了供电能力,提高了电力行业的效率、可靠性和环境绩效,但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电力需求的快速增长,电力成本的不断上涨以及对电力可靠性与安全性的担忧。此外,电力行业对国内环境与公共健康及全球气候的威胁也十分严峻。中国政府已经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积极的能源与环境目标,并发布了新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为应对挑战、实现所提出的目标还需要新的政策来重塑电力行业。
《中国电力报》:能具体说一下吗?
FrederickWeston:规划对电力行业至关重要,因为决策者必须保证其政策能够以尽可能低的社会总成本达到预期的效果。我给中国的建议是扩大电力规划的范围,增加规划过程的透明度,利用更先进的分析工具,确定电力最优的资源组合。电力规划应对需求侧资源、供应侧资源和输电资源直接进行综合的对比,充分考虑各种选择方案包括环境成本在内的一系列成本和效益。我认为,这种变化将增加对终端能效的投资,因为终端能效是相比新建电厂更低成本和更 清洁的替代方案。
此外,天然气发电是中国目前的规划过程中尚未恰当分析的另外一种资源,其结果将导致天然气发电投资不足。我们的相关报告中提供了一个例子,利用国际上通用的电力规划方法,证明在中国将天然气用于峰时发电具有成本效益,并且可以帮助现有燃煤发电厂提高利用率和发电效率。
《中国电力报》:在您看来,规划过程确定了电力最佳资源组合后,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机制以低成本高效、及时可靠的方式获取这些资源?
FrederickWeston:对于新建燃煤与燃气发电厂,我建议的方法是政府组织竞拍,以透明的方式获得规划中确定的资源。许多国际经验(巴西、印度、美国等国家)证明,经过精心设计和有效管理的拍卖过程,可以以合理的成本获取需要的资源。我的意见是,相对于一些美国和欧洲的完全自由化的电力市场,这种拍卖机制在提高中国电力行业竞争力方面,更具有可行性且更有效。
终端能效也被看作一种电力行业资源来对待,因此电力行业政策也应该与国家正在推进的综合节能项目相结合。我建议中国继续改善和扩大目前对电网公司的强制性节能目标。
“有效用电作为电力行业政策的重点,中国仍处于探索阶段”
《中国电力报》:除了电力行业的规划与资源的获取以外,我国还面临着每天和每小时如何利用这些资源。
FrederickWeston:在调度问题上,世界大多数地区常用的方法,是根据可变成本(理想情况下应包括环境成本)对发电机组进行排序,调度机构可优先调度低成本的发电机组。
中国采取了不同的调度方法,政府每年为燃煤发电企业分配了大致相等的运行小时数,由调度机构负责执行。这种方法的初衷是给每一家发电企业平等的机会来回收资本成本,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燃煤发电厂在发电效率与环境绩效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一事实。结果,系统总成本和环境绩效受到严重影响,误导了投资决策。
燃煤发电厂对于运行相似小时数的依赖,成为中国调度改革的主要障碍。
《中国电力报》:请您给中国的能效利用工作提一些建议?
FrederickWeston:能效是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资源,将能效纳入电力规划与运行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虽然中国政府多年来一直高度重视提高所有经济部门的终端能效,但在将有效用电作为电力行业政策的主要关注点方面,中国仍处于初级阶段。2010年颁布的《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强制电网公司达到终端能效与降低负荷的目标。
这需要中国继续进行改革——可以借鉴美国许多地区的做法,通过对电网公司实施新的激励机制改变电网公司的商业运营模式。我还建议完善政府对国有电网公司绩效及其高管个人绩效的评估标准,将电网公司在用户设施上提高终端能效措施的成败,作为绩效考核体系的重要指标。
我向中国建议类似的政策,即对每一个发电厂允许燃烧的煤炭特性——包括煤炭类型、发热量范围、含硫量和灰份含量等进行规定、监督和强制执行。考虑到中国水资源紧缺,还应包括水的循环利用,并考虑采用不需要水的工艺,如使用干性添加剂和机械分离的工艺。
《中国电力报》:如何提高煤炭质量,煤电如何清洁化?
FrederickWeston:减少煤炭中的含硫量与灰份含量可以提高发电厂的效率,减少碳排放,同时也可以减少空气污染和煤炭运输成本。一般而言,提高煤炭质量的好处远远超过洗煤和煤炭加工以减少含硫量与灰份含量的成本。中国在最近的五年计划中一直强调洗煤的重要性但效果并不明显。在许多国家,由于受到提高煤炭质量增加获利,以及满足政府监管与许可要求的驱动,在私营企业的推动下形成了相对全面的洗煤、煤炭加工和选煤系统。
“建立透明的价格调整机制,为电网公司和发电企业提供激励”
《中国电力报》:您对于中国能源和电力价格有什么建议?
FrederickWeston:在世界各国,由于电力行业(至少其中部分)的自然垄断性质,政府在定价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中国,电力零售价格更新频率低,而且没有在价格中充分反映电力行业的成本变化。我建议建立透明的价格调整机制,为电网公司和发电企业提供激励来实施政府的核心清洁能源与环境政策,包括在能效、可再生能源与天然气等方面规划的投资。虽然有上述问题,但中国的零售定价制度有许多非常好的创新之处,我也建议对其保留。其中包括:阶梯电价,针对高耗能的用户实行更高的价格;“差别”电价,减少效率低下的工业生产模式;以及针对工业用户实行普遍高于居民用户的价格。
《中国电力报》:在中国,可再生能源并网难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您认为主要问题在哪儿?
FrederickWeston: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的增长十分显著。目前,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风电装机容量,而且不仅在风电领域,中国的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然而可再生能源在中国的迅速增长,却带来了严重的可再生能源并网问题,可能会影响未来的发展进程。
对于可再生资源,我鼓励继续推行上网电价政策。中国的上网电价模式一直非常有效,但还存在改进的空间,包括提高审查频率,调整上网电价,以及提供更好的激励增加可再生能源的地域多样性。
概括来说,我的建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完善可再生能源政策,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通过开发灵活的、成本最低的新常规发电与可再生能源发电资源组合,更有效地消纳可再生能源;通过明确电网公司的责任,加快电力行业改革,完善电力系统运行与可再生能源并网。
《中国电力报》:风电与光伏在中国大发展,应重点解决什么问题?
FrederickWeston:刚才我已经提到,应该不断调整风电的上网电价补偿水平,使上网电价模式更具有地区针对性。中国已经在相关领域取得了一些进步。例如,扩大了风电预测范围和提高精度,2011年修改了风电并网技术标准,确定了光伏上网电价和光伏入网流程,以及于2013年9月提高了可再生能源附加费以弥补对继续大量扩容的可再生能源的补贴。
我建议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其中包括设计更合理的辅助服务补偿办法来鼓励发掘现有发电机组的灵活性,在规划和批准新发电机组时优先考虑灵活性特点,在风电和光伏比例较高和已经存在大量非灵活性电源的地区不再增加新的非灵活性发电资源,巩固平衡区,改善风电预测,逐步向更快发电机组安排和调度方式转变,增强区域互联和优化输电规划,实施可再生能源的优先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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