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焦锋：天然气供需应由市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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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是通向新能源的桥梁”

“我国天然气供需其实并不紧张”“所有气价应该由市场产生”“建立规范的矿业权流转市场”

——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郭焦锋

中国电力报 中电新闻网 记者 马建胜 实习记者 曾帆

　　郭焦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长期致力于能源经济领域研究，是国家能源局“十三五”能源规划前期重大问题研究之《“十三五”大幅提高天然气比重的途径及对策措施研究》和《“十三五”及中长期页岩气开发问题研究》两项课题主要负责人。

　　记者：您认为雾霾天气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郭焦锋：原因主要有汽车尾气污染、工业燃煤锅炉排放和供暖燃煤锅炉排放。

　　记者：在您看来，如何推进“能源生产方式变革”？

　　郭焦锋：以电力为例，增加清洁能源发电比例就是一种生产方式变革，风电、太阳能发电是很好的清洁能源，但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很不稳定，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难题。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可以通过把天然气发电、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组合起来，进行组合式发电，当风电和太阳能发电不稳定的时候，由燃气机组来进行调峰，燃气机组的调峰效果是非常好的。

　　因为可再生能源主要是用于发电，而燃机的启停比煤机要方便且更清洁，但天然气成本太高，所以目前来说用燃机来进行调峰是比较科学现实的选择。让燃机配合可再生能源发电，有助于可再生能源向更大规模发展。所以，我认为天然气是构筑化石能源转向低碳和无碳能源的桥梁，它可以为可再生能源铺路架桥。

　　记者：用天然气发电为可再生能源调峰，在经济性方面是否可取？

　　郭焦锋：经济性较差这个问题确实存在，所以我们希望天然气发电电价政策可以向可再生能源看齐，目前两种电价有比较大的差距。另外就是能不能在天然气价格方面，通过国家的一些改革和监管，让天然气发电的燃料成本降到最低。

　　记者：燃气发电确实比燃煤发电要清洁，但是在民用气这么紧张的局面下，用宝贵的天然气资源去发电是不是有一点浪费？

　　郭焦锋：事实不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一个全新的概念，就是2013年总体来说天然气是供过于求的，而并不是供不应求。因为天然气现在是两种价，一个是增量气价，一个是存量气价。增量气价格现在是3.1元/方左右，存量气价大概是2.2元/方，相差将近一块钱。现在存量气是供应不足，因为存量气是有政府补贴的，但增量气却是需求不足，因为好多用户没有承受力。所以这样折合下来，总体供应量是不紧张的。

　　预计到2015年，国产气产量可以达到1600亿方以上，2020年则可以达到3000亿方以上，同时，到2020年，预计居民用气，包括车用气，加起来大概不会超过2000亿方。所以问题的症结不是供不应求，而是找到有经济承受力的行业或消费部门。

　　记者：那么，如何才能找到有经济承受力的消费部门，或者价格能不能降下来？

　　郭焦锋：政府补贴民用气要改变。居民用气的价格应该向市场价格看齐。因为现在的补贴可以说是“交叉补贴”，比如一个天然气供气商，他有一部分气供给居民，一部分供给工业用户，他会把居民供气的亏损转嫁给工业用户，因此工业用气的价格就高。供气企业其实并没有因为得到补贴而让利，相当于得到了双重补贴。

　　根据我们的调查，居民用气占总消费量的比例并不是很高，大概20%~30%，而比如说你家一个月用20方气，如果1方气提价1元，那就是20元，20元对现在的居民消费能力来说，其实并不高。

　　所以，我们一定要捋顺居民气价。让居民用气的价格回到市场价格上来。这样就取消了交叉补贴，使工业用户的用气价格下降一点，相对提高一点工业用户的经济可承受力，在工业领域使天然气更有竞争力。

　　因此现在的天然气市场并不是供给不足，而是需求不足。如果能够找到气价和终端用户之间盈亏的平衡，解决需求侧的经济可承受能力，那么我们国家的天然气供应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记者：也就是说通过调整消费端的价格结构来达到供需平衡的目的，这是您的“十三五提高天然气能源比重途径”研究课题的初步结论吗？

　　郭焦锋：对，主要是提高消费，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叫“天然气消费双倍增计划”。

　　所谓双倍增，其一就是2020年天然气消费量要比2015年翻一番，2015年天然气消费在2100亿方左右，到2020年大概4200亿方。其二就是到2020年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比2015年翻一番，2015年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大概在6%~6.5%，到2020年能够达到12%左右。这个研究的重点是在需求侧。

　　记者：如果气价真的降下来，那么工业用气会不会出现大幅度增长，供给端会承受不住？

　　郭焦锋：这个应该不会，其实我国的天然气供给潜力还是比较大的，有几个供给产业线，比如页岩气，“十二五”规划的产量是600亿~1000亿方，可是这次在做“十三五”规划的时候，我们较保守地预测为300亿~400亿方，这里面差距很大。因为根据我们的预测，哪怕消费翻一番，对外依存度控制在30%左右，再加上常规天然气等其他气源品种，哪怕页岩气供应只有300~400亿方，也可以满足消费侧的需要。

　　第二个是煤层气，原来计划到2020年产量至少可以到300~500亿方，我们较保守地预测为200亿方。第三个是煤制气，到2020年可供应为500亿方，但其实目前各地已经规划和在建的产能达到了3000亿方，到2020年产能可达到700亿方。

　　记者：有观点认为，因为石油比天然气在价格上更高，所以油气开发企业在勘探过程中更倾向于开发石油，而忽略甚至放弃了一些气田的勘探开发。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郭焦锋：这种思路是一种偏见，我从事过十年的油气勘探研究工作，根据我的经验，其实油企在勘探中并不是主动弃掉天然气，而是因为对天然气的地质理论认识不足。比如说页岩气，按当时的理论，普遍认为页岩里面不可能储气，这跟当时的技术条件有关。第二个是原来的油气比价关系不合理，这是市场问题。我们现在进步了，市场不断完善、技术不断进步以及对原有理论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大家对天然气的利用有了更高的共识。

　　记者：您刚才提到了市场机制，去年大唐的煤制气进京，北京燃气集团跟大唐合资建的管道，但只能接到北京郊区，进城部分则必须由中石油来建，本来是北京燃气和大唐合作的事儿，中石油却“硬插一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郭焦锋：这个事情是非常复杂的，据我了解，北京市和中石油达成了一个协议，北京市天然气供应由中国石油负责。

　　这个供应是非常复杂的，涉及管网和调峰设施、储备设施以及多气源。当然，这几个市场主体都希望用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润，去年12月份，三家达成了共识，中石油只收管输费，签了管输服务合同。

　　记者：可以看出，目前我国油气勘探、开发以及管网建设等领域开放的程度还比较低？

　　郭焦锋：勘探开发主要涉及矿业权的问题，中国的油气矿业权中最有利的区块都集中在四大公司手里：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和延长石油。放开这个领域还得有个过程，国家相关制度还得配套。比如对矿业权的获得，现在是授予制，以后可以改成竞争制。

　　第二要完善矿业权交易市场。炒作不利于勘探，有的企业占着勘矿权但是不勘探，造成资源发现程度偏低以及后备储量的不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国土资源部和相关机构正在探讨矿业权放开的做法，应该说放开的时间会很快。

　　还要建立规范的矿业权流转市场，这点非常重要。如果这些措施不配套就盲目放开矿业权市场将来会造成很大的混乱。

　　所以我们按照市场化建设的时候就要完善市场机制，然后让企业在同一平台上竞争矿业权。

　　记者：刚才您提到了页岩气，从这几年勘探开采的情况来看，产量能够达到规划的预期吗？

　　郭焦锋：到300~400亿方是没有问题的。首先说涪陵气田，它的产能到2015年肯定会建成50亿方，2017年可能达到100亿方。还有威远气田，基本上也会达到这个水平。其实300~400亿是比较保守的，达到500亿方的可能性也很高。石油天然气的发展都是一种爆发式的，刚开始要经过漫长的勘探开发过程。我们一般的油气田勘探需要五年，开发建设要两三年，总共要八年时间，所以最开始的时候你看不出来，去年产量两亿方，到2015年可能就达到50亿方，直接直线上来了。

　　记者：几大油气企业在常规天然气资源开发程度不高的情况下，花大力气去开发页岩气是不是有些因小失大？

　　郭焦锋：确实存在这个事实，现在有一些常规天然气气田勘探程度比较低，应该加大力量勘探开发。但也不完全这样，我认为有些常规气田可以作为战略储备，毕竟天然气涉及国家能源安全问题，加大勘探力度发现更多常规天然气田，但不一定开发。同时，开发页岩气，形成更适合中国地质特点的开采技术，可以促进常规天然气技术进步，又能通过强化管理，使油气领域的生产管理水平更高，对我国以后油气的发展是一个先导性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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