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为政岭南的治理智慧

来源：中国能源新闻网 时间：2025-02-05 11:29

　　皇甫湜在《韩愈神道碑》中形容韩愈贬谪生涯时如是道：“大官谪为州县，薄不治务，先生临之，若以资迁”，与唐代大部分贬官“薄不治务”不同，在中唐复杂压抑的政治环境中，韩愈是少数能以积极姿态在贬谪之地开创一番事业的人。在岭南，韩愈完成了传播教化、整顿祠祀、弘扬仁政等儒学实践，他在阳山、潮州任内都有出色的政绩表现。身为潮州父母官，韩愈并未简单地将岭南独特的文化风俗看作是蛮夷之陋习，而是入乡随俗、顺遂民意。从韩愈岭南时期的政治实践中，可以看到他真正继承并践履了儒学的文化包容理念，后世历任潮州官员莫不以其为师。

　　韩愈的民族观与岭南认识

　　韩愈认为，国家文化精神的确立，不仅需要儒家思想作为立国之本，也需要包容儒家思想之外的多元文化。安史之乱后，唐人对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文化产生了戒备和抵触心态，朝廷内外对于蕃将的不信任感也与日俱增。但从长远发展角度来看，民族内部的猜忌和分裂无法修补唐王朝受损的元气，更无益于国家精神的凝聚。针对时局，韩愈提出一套不以民族形式为别，涵盖万象的制度观念。他认为，要在明确胡汉一家亲的基础上，将儒家的礼义精神融入到日常生活规则之中，以规范被战乱破坏的国家秩序。

　　相比于前人，韩愈对于民族关系的看法融入了更深刻的文化思考，他的关注点在于“大一统的民族文化传统，而不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歧视”，显然，他更注重文化影响而非族类之别，这影响了他对岭南地区的认识。韩愈被贬阳山时，因言语不通，与当地小吏无法交流，只能画地为字，官吏的日常行政工作难以开展。因此他在岭南积极推广唐朝中原官话，“以正音为潮人诲”，积极促进岭海地区与中原的交流沟通。在他眼中，岭南虽然是当时人眼中的“夷外之地”，但本质上依旧可以为儒家文化所包容。

　　在韩愈所撰的《南海广利王神庙碑》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对治理岭南地区的认识和思考。

　　入唐以来，中央政府不断加强对岭海地区的管理，唐开元十四年，为了祈求甘霖、保佑出海货航顺利，玄宗派遣张九龄前往南海神庙，举行了盛大隆重的祭祀，敕封南海神为“广利王”，并下令由广州刺史每年代祭南海神。在唐王朝强盛时，国家级别的祭祀活动既是宣示领土主权的需要，也是向边陲地区施加文化影响的重要方式。然而自张九龄之后，地方官员借口畏惧神庙附近的海浪风波，竟无一亲临南海神庙祭拜。后来安史叛乱爆发，在国家离乱之际，更鲜有官员踏足神庙。直到元和十二年，新任广州刺史孔戣前往岭南平藩，他曾三次亲临南海神庙进行拜祭，并监工重修神庙。新庙竣工后，孔戣邀请韩愈著文纪念修葺神庙之事，《南海广利王神庙碑》因此得来。

　　在国家分崩离析、精神不稳的年代，孔戣举办盛大的儒家祀典，目的在于强化边地之民的国家正统意识，祭祀的重点在“治人”而不在“事神”，这一点甚为韩愈推崇。因此在《南海广利王神庙碑》中，韩愈并未着重书写南海神以及神庙修筑诸事，而是花大量篇幅写刺史孔戣在岭南所施行的儒政，称赞孔戣治下的广州呈现出政通人和的面貌。这背后也体现出韩愈的施政观念。

　　韩愈在思想上继承了前代儒学家的仁学精神，推出以仁义为核心的“道统”观，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在与岭海少数民族的相处中，他践行了儒家文化中宽和包容的理念。在潮州任时，韩愈广纳群言，探访民情，“与官吏百姓等相见”，他检视农耕状况，挖掘沟渠，加固堤坝，不断改善潮州百姓的生存环境，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并且不取薪俸，谢绝馈赠。韩愈在岭南的政治实践中，既有对儒家经典、政治结构与社会分工确认，也有对社会伦理秩序与礼仪建设的思考。

　　因地制宜：韩愈在潮州的政治实践

　　古代岭南民间巫祀崇拜之风盛行，当地人甚至连医病问诊之事，也要求助于鬼神巫祀。元和十四年，韩愈初至潮州，询问吏民疾苦，便得知了鳄鱼作乱的情况。在岭海地区脆弱的生存条件下，个体力量的弱小使得百姓对巫祀活动的依赖更深，依海而居的百姓对鳄鱼束手无策，只能对其进行供奉祭拜，以祈求安宁。

　　为了清理鳄鱼之患，韩愈在恶溪旁举行祭祀鳄鱼的仪式。他命令部下宰猪宰羊，将祭品投放在鳄鱼常出没之处，并宣读《祭鳄鱼文》，命令鳄鱼南徙大海。在祭祀过程中，韩愈先对鳄鱼“晓之以理”，与其定下“七日之约”，鳄鱼若是不听劝解，依然盘踞此地祸害百姓，便是它不守约定、无信无义，到时候再操强弓毒矢，将其剿灭。韩愈通过这套仪式，向潮人展示了儒家以“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的行政处理方式，表明鳄鱼侵扰人类的日常生活，人类亦可以征服者的姿态驱逐鳄鱼，依靠自己的能力保卫家园安宁。

　　在当时，这种行政方式的使用，目的不仅在于驱逐鳄鱼，也在于教化百姓。一方面，韩愈采取“先祭祀”、“后驱逐”的方式，一定程度上是对海洋文化语境下自然生存秩序的尊重。另一方面，独特的祭祀形式和记录性的祭文，能使祀典中儒家“道德观”精神流传得更广、更深远。在韩愈所掌握的文字阵地中，鳄鱼从神物降格为可以被刺史命令、被规训的普通动物，威胁性自然大大减弱了。

　　清代《广州通志》中记述了韩愈驱鳄的结果：“约三日至七日，使徙去，以避天子命，吏祝之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无鳄患。”最终鳄鱼散去，韩愈在潮州留下了“文能驱鳄”的美谈。

　　从岭海地区的发展来看，驱鳄带来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在祭祀鳄鱼后，韩愈在潮州开展了一系列造福民生的改革，诸如兴教化、释奴婢、办州学、正祠祀等，都贯彻了以仁义道德为主，刑政措施为辅的精神，是基于岭海地区复杂的文化情况而进行的正确实践，亦取得了丰厚的成果。

　　首先，借驱逐鳄鱼的举动，韩愈对潮州民间杂乱无章的巫祀行为进行了一次规范和整顿。潮俗的丕变，与祀典仪式的整顿有着相当大的关系。韩愈潮州为政期间，经常利用潮州地方习俗中爱好祭祀的传统，用正统的儒家礼乐秩序规范民间淫祀，他主持祭祀大湖神、城隍神、界石神，都是为了达到规范祀典仪式管理的目的。

　　其次，兴学立教，提升潮州地区的教育水平。韩愈驱鳄鱼以除百世之害，岭海地区才能开始置乡校以教千里之民。韩愈上任后，举荐儒学人才赵德担任潮州海阳县尉，负责主持州学，教授生徒，他还拨出自己的薪俸作为办学基金资助生徒伙食，扶持乡学。在韩愈的大力整革下，潮州学风焕然一新。

　　最后，在生产生活方面。韩愈借驱鳄之机，带领百姓兴修水利，筑修北堤，给封闭的沿江大地带来了五谷丰登的时年，潮人赞其“功不在禹下”。除此之外，他还关心农桑，释放奴婢，让许多穷苦百姓摆脱了奴役的枷锁，在韩愈及后代继任者的努力下,潮州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持续稳定的发展。

　　韩愈岭南为政的深远影响

　　昔日召公听讼于甘棠之下，百姓见棠树便思其人，《毛传》有“被其德，说其化，思其人，敬其树”之说加以称颂。这种文化效应在韩愈身上则更为明显，他在潮州任刺史仅半年左右，就能够“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在韩愈的治理下，岭海地区呈现出一派“海滨邹鲁”的面貌。自韩愈之后，继任的潮州官员莫不师韩仿韩，立学兴教，大力推广传播儒学。

　　明嘉靖年间所修的《潮州府志》中，记载了韩愈以诗书礼乐为教、规范祀典对潮俗演变影响：“自昌黎刺郡，以诗书礼乐为教，始知文学。明兴，文运弘开，士渐知明理学，风俗丕变，冠昏丧祭多用文公家礼……然营宫室必先祠堂，明宗法、继绝嗣、重祀田，比屋诗书，弦诵之声相闻，彬彬乎文物甲于岭表。”直至明清，潮州人仍能遵循韩文公所制的儒家礼法进行生产生活，人人皆通《孝经》之义，家家传诵周孔之书，可见韩愈对潮州文化风气的改变影响之深。

　　韩愈离开潮州后，为纪念其刺潮功绩，潮州人将祭祀鳄鱼的鳄溪改名为韩江，祭祀鳄鱼的渡口，则被称为“鳄渡”。清代诗人郑兰枝来到韩江边，望江面开阔，遂有诗云：“自是祭文神妙处，于今歌咏在江中”。“潮州八景”中的“鳄渡秋风”、“韩祠橡木”，都和韩愈曾经为政的事迹有关。在民间，韩愈更是影响了潮州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苏轼在《韩文公庙碑》中记载了当时的情形，潮州人敬韩公至深，饮食之际必行祭礼，无论遭遇水涝干旱或疾病瘟疫，凡有所求，必定向韩公祈祷。

　　韩愈以儒治南海、阳山和潮州之民，所造成的影响之深刻久远，为历代称颂。值得一提的是，北宋咸平年间，鳄鱼再度为恶，时任潮州通判的陈尧佐效仿韩愈，指挥驱赶鳄鱼，并撰写《戮鳄鱼文》，欧阳修在《神道碑》中对其进行了赞扬，认为陈公和韩愈一样，都做了有利于百姓民生的好事，陈尧佐也因此得到了潮州人民的尊敬。（陈润楠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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