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绿色产业革命与国际经济秩序重构

来源：中能传媒研究院 时间：2026-02-28 16:23

绿色产业革命与国际经济秩序重构

周杰

（全球碳中和研究院（澳门）院长）

　　在全球气候风险加剧、能源体系深度调整与国际竞争格局重构的交织作用下，绿色转型已由可选的政策议题，演变为决定各国中长期竞争力的核心约束。气候变化正从“长期风险”转化为“现实变量”，直接重塑全球宏观决策、产业布局及资本配置。从全球实践观察，传统高耗能、高排放模式的边际效益加速递减，其内在的成本与安全风险日益凸显。与此同时，以可再生能源、储能等为代表的绿色低碳技术集群实现规模化应用突破，系统性地重塑了要素配置与产业形态。绿色转型的影响力已超越能源边界，深度嵌入国际贸易规则与技术标准竞争。对我国而言，“十五五”时期不仅是推动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期，更是全球绿色规则体系由“塑形”转向“定型”的窗口期，必须统筹国内外发展大势，前瞻研判、主动布局，塑造有利于中长期发展的战略态势。         

　　一、从技术必然到制度重构：绿色产业革命对发展格局的系统性影响         

　　综合全球气候变化趋势、能源技术演进路径与国际产业竞争态势研判，绿色产业革命已由政策主导的探索阶段，正式转向技术经济规律驱动的结构性扩散阶段。这一进程的影响力正由能源领域加速向全社会外溢，深度重塑经济发展方式、产业体系结构和国际竞争格局。当前，全球经济体系正处在一个与历次工业革命高度相似的历史节点：传统高能耗、高排放发展范式的边际效益持续下降，而以绿色低碳为核心的新技术体系正在重构生产、分配与治理的底层逻辑，其演进方向具有明显的路径锁定和不可逆特征。

　　从技术经济学视角观察，绿色转型的核心动力已由“外生政策约束”转化为“内生市场逻辑”。产业革命的发生通常来自于性能代际优势与规模化降本的“双曲线交叉”，一旦新技术在系统效率与成本维度同时确立优势，原有技术体系即便拥有存量规模，也将无可挽回地丧失长期竞争力。目前，绿色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已普遍实现这一跨越。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数据显示，2024年光伏与陆上风电的平均度电成本已分别比成本最低的化石能源低41%和53%。新能源装机在补贴逐步退出后仍保持高强度增长，标志着其扩张动力已不再依赖财政支持，而是基于市场理性选择。特别是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能源安全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新能源凭借“零燃料成本”与“可本地化部署”的属性，已从单纯的环保资产演变为极具战略价值的风险对冲工具，成为降低电力系统价格波动风险的结构性锚点。

　　与技术逻辑相呼应，全球资本配置的流向也已完成对未来范式的“现金投票”。资本市场的结构性转向并非源于价值偏好，而是基于风险—收益结构的深刻调整。2024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规模已达化石能源的两倍，这种倒挂式增长反映了市场对长期资产价值的重新定价。一方面，化石能源资产面临政策收紧、需求见顶及地缘政治风险引发的“资产搁浅”压力，风险溢价持续抬升；另一方面，绿色低碳项目凭借成本持续下降、可复制性强和供应链可控等特征，其现金流的长期可预期性正得到系统性重估。即便在系统不确定性上升阶段，绿色资产的避险属性反而更加凸显。这种由资本流动驱动的自我强化机制，正不断挤压传统高碳产业的生存空间，加速全球产业版图的更迭。

　　更深层次的变革体现在绿色产业革命正由“能源替代”走向“系统重构”。真正决定产业革命持续性的，是围绕新技术形成的系统性重构能力，包括基础设施、产业组织方式及制度规则体系的同步演进。随着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深入，绿色转型已演变为对能源—产业—制度体系的整体重写。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并网带来的电力价格波动，并非市场失灵，而是倒逼储能、需求响应及灵活性资源实现制度化定价的信号。在此过程中，一批“技术—制度—市场”三位一体的二次创新加快成形，如长期购电协议（PPA）、虚拟电厂及源网荷储一体化模式等。这些创新不仅将绿电转化为可融资的长期资产，更将电源扩张与用能产业布局深度绑定，重塑了产业的空间地理格局。

　　综上所述，绿色产业革命已不再是可逆的政策选择，而是一项已经启动并持续推进的历史进程。全球竞争的焦点正由单一的硬件制造能力，转向对高比例波动性电源的系统整合能力，以及对低碳贸易规则与标准话语权的掌控。这不仅重塑了全球能源系统，更在为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奠定坚实的技术与制度基础。

　　二、国际经济秩序的结构性重塑：绿色产业革命正在改变全球竞争的基本规则         

　　如果说绿色产业革命首先在技术与成本层面完成了对旧体系的替代，那么其更深远的影响则在于系统性地改写了国际经济秩序的运行逻辑。这种变革并非在传统全球化框架内的边际修补，而是从根本上扭转了过去以比较优势、效率至上和资本自由流动为核心的规则体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国家安全、产业韧性与技术主权主导的新范式。在这个过程中，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导变量正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与竞争并重”，绿色转型已然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载体，并通过以下四个维度深刻重塑全球竞争规则。

　　第一，国家角色在绿色产业革命中显著强化，产业政策正回归国家安全框架。在过去的全球化阶段，能源供给与产业布局主要依赖价格信号与跨国资本配置，政府更多充当规则的维护者。然而，由于绿色转型涉及能源体系的系统性更新和高资本密度的基础设施改造，其强外部性与长周期的特征使得单纯的市场机制难以应对。历史经验表明，历次重大产业跃迁都伴随着国家能力的深度介入，绿色产业革命正在重演这一逻辑。目前，主要经济体普遍将绿色产业视作战略自主的核心，政府的角色已从“裁判员”转变为“需求创造者、风险分担者与体系组织者”。无论是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还是欧盟的《净零工业法案》，本质上都是动用国家力量重塑本土制造供应链。这意味着未来绿色竞争的关键，已不再单纯取决于企业个体的效率，而更取决于国家能否构建起可持续的“制度—产业—金融”组合能力。

　　第二，贸易规则正经历从“效率导向”向“低碳属性导向”的制度化转变。国家角色的回归直接推动了贸易运行逻辑的变化，低碳属性正被转化为一种新的制度化比较优势。最具代表性的工具是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它通过将产品碳排放强度直接转换为额外成本，改变了传统的价格竞争优势。对钢铁、铝等高耗能行业而言，这不只是增加了一项合规成本，而是从底层重塑了工艺路线的选择。与此同时，绿色补贴与本土化要求正与反补贴调查、原产地规则高度耦合，导致全球绿色产业链布局出现显著的区域化与集团化趋势。开放不再是普遍原则，而逐步转为以制度兼容性、供应链可控性为前提的“有条件开放”。这种转变使得全球市场选择越来越取决于规则的认同与战略的信任，而非成本本身。

　　第三，绿色技术的扩散呈现出明显的“内嵌化”趋势，全球绿色技术鸿沟面临扩大风险。尽管从全球减排的角度看，技术扩散越快效益越高，但在大国竞争的语境下，主要经济体在电池、氢能、智能电网等关键领域的投入正带有强烈的技术主权色彩。关键技术的跨境流动面临更多非技术性限制，技术扩散的节奏与可得性正受到地缘政治的显著干扰。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意味着绿色转型的技术门槛与初始成本正在抬升，“数字鸿沟”正叠加为“绿色技术鸿沟”。在缺乏有效国际协调机制的情况下，这种不均衡的推进不仅削弱了全球总体的减排效率，长期更可能拉大国家间发展差距，增加全球治理的摩擦。

　　第四，融资约束与关键资源博弈的叠加，迫使国际合作由“援助叙事”转向“互利框架”。资金缺口是绿色转型最硬的约束，尤其在发达经济体财政空间收紧、全球融资成本抬升的背景下，最需要转型的地区往往面临最高的资本门槛。与此同时，绿色产业革命并未消除资源约束，而是将其转向了锂、钴、稀土等关键矿产及加工能力。主要经济体通过强化对关键矿产节点的控制，将地缘政治博弈嵌入到制造环节之中。这推动了国际合作模式的深刻调整，传统的单向资金援助正被强调项目回报、产业协同与市场机制的互利型合作所取代。合作关系正向“利益交换型伙伴关系”转型，能源开发、技术合作与市场准入被更频繁地整合进同一谈判框架。

　　总体而言，绿色产业革命正在通过国家能力的回归、贸易规则的重塑、技术扩散的锁定以及资源合作的转向，系统性地终结过去那种“单纯合作型”的全球化。世界经济正在迈入一个以绿色技术、制度溢价与国家战略协调为核心的“竞争型绿色经济时代”。这不仅是能源系统的更迭，更是大国综合实力在绿色维度的全面对垒。

　　三、在竞争型绿色经济秩序中塑造主动权：中国“十五五”的战略选择        

　　立足国际秩序演变的广阔坐标与国内发展阶段的现实需求，“十五五”时期是我国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窗口期。这一时期不仅是实现2030年碳达峰目标的冲刺阶段，更是我国绿色发展范式由“政策驱动”向“制度定型”过渡的关键期。面对全球绿色规则加速固化的外部压力，以及国内能源产业系统重构的内在需求，我国的战略重心必须从局部的技术突破转向全局的制度治理，通过能源体系、产业结构与国际合作的系统性协同，将绿色转型的“硬约束”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夯实全面绿色转型的制度底座，首要任务是实现从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的治理逻辑转型。在竞争型绿色经济秩序下，国际竞争的焦点正从“规模成本”转向“制度溢价”。我国虽已拥有全球领先的绿色制造产业链，但在碳足迹核算、绿色认证等规则话语权上仍存在错位。因此，“十五五”期间必须加快构建与国际接轨且具自主性的产品碳足迹治理体系，强化绿电、绿证与碳市场的深度协同。这不仅是为了被动应对外部贸易壁垒，更是要通过健全的制度设计，将减排优势转化为可核验、可交易、可定价的制度竞争力，确保我国在产业链价值分配中占据主动。

　　作为竞争型绿色经济的物理基础，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必须实现从“规模扩张”向“系统整合能力”的战略跃迁。能源体系已不再是单纯的公共事业，而是决定制造业全球竞争力的底层支撑。在“十五五”阶段，能源战略的重心应转向提升系统的调节弹性与预见性。这意味着在供给侧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比重的同时，必须通过源网荷储协同、电力系统数字化升级以及价格机制改革，使新能源从不稳定的“增量电源”演变为支撑高端制造和数字经济的稳定要素。只有建立起具备成本优势且高度可靠的新型能源体系，才能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

　　在产业层面，绿色转型必须深度融合新质生产力的逻辑，实现传统动能与新动能的结构性重组。绿色发展的成败并不在于压减高碳产能的力度，而在于能否通过工艺重构与技术迭代形成全要素生产率的跃升。一方面，应推动新能源、储能、绿色制造由设备输出向系统解决方案输出升级，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另一方面，要利用绿色技术对钢铁、化工、建材等存量产业进行系统性改造，通过设备更新与数字化赋能实现绿色现代化。这种“加减法并行”的路径，旨在避免将绿色转型视为单纯的成本负担，而是将其塑造为驱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引擎。

　　与此同时，必须前瞻性地将“公正转型”纳入制度设计，以增强社会与区域的发展韧性。绿色转型不仅是技术迭代，更是深刻的利益格局调整。我们要关注转型过程中的区域分化与就业结构波动，通过构建覆盖劳动力技能培训、资源型地区转型支持及差异化补偿的政策工具箱，在保持减排强度的同时，最大程度凝聚社会共识，确保转型进程的平稳与可持续。

　　最后，我国应在全球秩序重构中实现从“规则参与者”向“制度型贡献者”的历史性跨越。面对发达经济体在绿色技术外溢上的收缩趋势，我国应充分发挥完整的绿色产业链优势，深耕绿色“一带一路”，通过输出可负担的清洁能源技术与基础设施经验，在全球南方构建起互利共赢的绿色合作生态。通过推动南南绿色合作、共享技术路径与治理经验，我国有望在国际绿色秩序中塑造更具包容性的规则体系，从而在竞争型绿色经济时代拓展出更广阔的国际制度空间。

　　四、结语         

　　综上所述，绿色产业革命已跨越政策驱动的初期阶段，进入由技术经济规律主导的不可逆深水区。其影响力正以能源转型为原点，加速向全球产业体系、贸易规则及国际竞争格局外溢。当前，国际经济秩序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范式迁移，一个以“竞争型绿色经济”为特征的新秩序正加速成形。在这一秩序中，博弈重心已由传统的成本与规模优势，转向对规则制定权、技术标准话语权及供应链战略韧性的争夺。

　　对我国而言，“十五五”时期不仅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攻坚期，更是我们在全球绿色竞争中确立中长期主动权的战略定型期。这一阶段的转型重心，已不在于单纯的技术迭代或产能扩张，而在于能否将我国现有的产业规模与技术优势有效整合进一套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制度框架之中。这不仅是一场能源与产业的革命，更是一场关于制度溢价与治理效能的较量。

　　面对绿色革命带来的结构性约束与历史性机遇，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绿色转型不仅是应对外部风险、保障能源安全的战略必需，更是重塑我国国际角色、提升制度影响力的关键支点。通过主动构建“开放、绿色、安全”的国际合作框架，我国有望实现从“绿色制造大国”向“全球绿色规则与治理枢纽”的战略跨越。这既是应对百年变局的必然选择，也是我们在新一轮国际秩序重构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关键所在。

　　责任编辑：江蓬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