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近30年以来，我们取得了西方国家100多年的经济成果，而西方100多年发生的环境问题在中国20多年里集中体现。资源的浪费与枯竭，环境的破化和恶化，使得资源环境问题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最大困惑。从过去两年的发展态势来看，“十一五”规划中的资源利用和污染物减排两项约束性指标也难以实现。为了更深刻地认识资源环境问题，寻求更好的破解资源环境难题的途径，就必须首先认识资源环境问题与国内宏观经济态势、国际贸易、国际产业转移、金融、税收政策、国际政治外交等问题的作用机理。

　　与国内宏观经济态势的关系

　　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2002年底开始，我国步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进入上升通道，2003年～2007年上半年，经济增长持续保持了10％或略高于10％的增速。从我们国家的产业结构来看，我国当前仍然是以高投入、低产出、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为主导，产业结构尚未得到根本性优化，主要还是以第二产业尤其是“两高一资”型重化工业为推动力。2006年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高达48.7％，其中工业增长超过GDP增长，工业中的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增长超过整个工业增长。2007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加18.5％，比去年同期加快0.8个百分点，占全国工业能耗和二氧化硫排放近70％的电力、钢铁、有色、建材、石油加工、化工等六大行业同比增长20.1％，仍高于全部工业1.6个百分点。此外，主要耗能产品产量增速明显加快，去年前5个月火力发电量增长18.3％，全社会用电同比增长15.83％，其中重工业的用电增长高达19.32％，铝、粗钢、焦炭、铁合金等高耗能产品产量同样增长迅速。

　　总之，第二产业特别是“两高一资”行业的强势增长，一方面带来总产出和国民收入的增加，另一方面也导致资源需求压力不断加大，环境恶化程度日趋严重。反过来，又制约了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客观上将对我国重化工业的发展和经济结构升级造成明显的需求约束，为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

　　国际贸易与资源环境问题

　　国际贸易理论认为，从竞争优势角度来看，任何一个国家都将出口其要素禀赋相对充裕的产品，而进口其要素禀赋相对匮乏的产品，而要素禀赋的充裕与否，现实中主要是以要素价格的比较来衡量。当前，从国际比较来看，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资源价格与环境成本长期扭曲，处于很低的水平，使得我国与资源环境相关的“两高一资”型产品国际竞争优势明显，国际需求旺盛，尤其是随着国外资源价格不断提高、环境要求日趋严格，这种扭曲的国际竞争优势更加明显，成为推动我国出口量持续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相应地也导致了我国贸易顺差持续大幅增加。这种低廉的出口价格是由于劳动力价格低、社会承担了企业环境污染成本以及诸多显性和隐性出口优惠等造成的，是以部分牺牲劳动者、社会和国家利益为代价的。

　　直到现在，“两高一资”产品出口较快增长的态势没有根本改变，如2007年上半年，钢材出口量增长97.7％，钢坯增长40.9％。由于出口产品中相当大部分是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资源型的“两高一资”型产品，如轻工、纺织、冶金、钢铁、机械等行业的产品，尽管没有直接出口能源，但无论是原料还是生产过程，都消耗了大量能源，因此“两高一资”型产品也是对我国资源与环境的隐性出口，其旺盛的国际需求，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问题。

　　国际产业转移与资源环境问题

　　产业转移是指由于资源供给或产品需求条件的变化引起的产业在一国内部或国家间的转移活动。梯度推移是产业转移一般规律。产业梯度转移理论认为，产业总是逐渐　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以实现产业资本的收益最大化。现实中，衡量梯度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生产成本，而资源环境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其成本的高低成为影响国际产业尤其是

　　“两高一资”型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除资源禀赋使中国在国际产业转移中获得竞争优势外，环境偏好也是另一个影响一国环境比较优势的重要因素。所谓环境偏好是指由于工业化、城市化污染程度等所决定的目前对环境的需求状况。从总体上看，发达国家普遍比较重视环境质量，环境政策和标准比较严格；而发展中国家面临解决贫困和发展经济的首要问题，所以他们宁愿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发展经济中去，为获得更多的出口收入，他们更倾向于高排放，因此环境政策和标准相对比较宽松，从而吸引了大量国际产业尤其是资源环境密集型产业移入中国。

　　中国扭曲的资源环境竞争优势，使得国外大量“两高一资”型产业向国内转移。20世纪80年代，我国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充分发挥了资源、环境和劳动力优势，促进了资源、环境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发展，并在对外贸易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近年来，沿海地区在上述资源禀赋的优势逐渐丧失的同时，中西部地区资源、环境等优势逐渐显现，一些资源、环境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已呈现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态势。上述产业转移的实现和融合，依然会延续我国资源、环境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球的综合竞争力，吸引国际产业持续向中国转移。当前，我国的外资利用规模居亚洲之首，世界第二，并且大多数外资企业为外向型企业，产品多为出口，如2006年我国出口与进口总额中，外资企业所占比重分别达到58.2％和59.7％。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出口量的增加，以及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同时也加剧了我国资源供给压力和环境恶化程度，而且外资的持续大量流入，使我国长期维持着资本项目顺差的格局。

　　金融与资源环境问题

　　资源环境问题除了在实体经济层面与贸易、产业问题密切相关之外，同时在货币经济层面上与金融问题密切相关。

　　资源环境问题对外汇储备的影响。如上所述，资源环境成本低以及相应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一方面推动了出口的持续增长，使我国长期保持巨额贸易顺差；另一方面，推动了国际产业向国内的转移，使我国在资本项目下也维持了长期的顺差格局。1994年～2006年期间，除了1998年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资本项目出现63.2亿美元的逆差外，其余年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均出现顺差，且顺差额逐年增加，使得我国的外汇储备由当初的不足千亿美元急剧增加到2007年6月底的1.33万亿美元，继续保持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的地位，国际收支长期失衡。资源环境成本扭曲通过产业与贸易的传导，成为导致我国国际收支长期失衡、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

　　资源环境问题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当前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面临的问题，突出表现为人民币升值压力和国际游资冲击。根据国际金融理论，在外汇市场上，一国外汇储备的增加，意味着对本币需求量增加，从而将引起本币升值。因此，我国当前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与外汇储备的大幅增加紧密相关，从而间接地又与资源环境价格扭曲以及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相关。人民币升值反过来又会降低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抑制出口以及国际产业向中国的转移，进而导致总产出的下降和国民收入的减少。此外，在当前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大背景下，国际游资到处寻求投机机会，由于中国外汇储备的持续大幅攀升，国际游资对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增强，游资通过各种渠道不断涌入中国，导致外汇储备的进一步攀升，加剧了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的状况，同时也加剧了国内流动性过剩，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冲击。

　　资源环境问题引发的一系列金融问题。当前国内金融面临的问题，突出表现为流动性过剩、通胀压力、股市剧烈波动以及利率偏低等问题。如上所述，我国资源环境问题与外汇储备持续攀升密切相关，而外汇储备的持续攀升在国内金融市场上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引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由此引来通货膨胀、流动性过剩、股票市场波、实际利率下降等一系列相关的金融问题。以利率为例，近来我国虽然不断上调利率，但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实际利率仍然为负，以一年期存款利率为例，扣除利息税后的名义利率为3.16％，而去年5月～7月通货膨胀率分别为3.4％、4.4％和5.6％，相应的同期实际利率分别为－0.24％、－1.24％和－2.44％。负利率推动了投资的增长，进一步助长了宏观经济趋热的势头，而由于流动性过剩的影响，又制约了国家借助利率政策调节投资的有效性。长期的低利率水平反过来又刺激了投资的不断增加，在我国当前经济增长仍以高资源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模式为主的条件下，资源环境压力持续加大。

　　税收政策与资源环境问题

　　在我国，税收政策与资源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现象也是密切相关的。

　　首先，我国长期以来实行鼓励出口的税收政策，主要是实施出口退税政策。

　　所谓出口退税政策是指对出口商品已征收的国内税部分或全部退还给出口商的一种措施。出口退税政策进一步增强了我国出口产品尤其是“两高一资”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相应地推动了出口量持续扩大，从而加剧了我国的资源环境压力。

　　其次，在引进外资方面，我国各地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大量的优惠政策，尤其是中国政府在过去20多年里一直对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这不但包括25％的所得税税率(低于内资企业33％的税率)，还包括诸如“三免两减半”的各种减免税措施，从而使我国成为全球投资洼地，吸引了大量的外资流入，而如前所述，这些外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尤其是“两高一资”相关产业，因此，外资的流入直接加剧了我国的资源环境问题。

　　最后，是我国的资源与环境相关的税收政策体系尚不完善，例如资源税对资源价格的调节作用尚未充分发挥，而环境税收政策的缺失更是导致企业的环境成本转化为社会成本，难以对企业危害环境的行为形成有效约束。

　　尽管国家采取了取消和降低出口退税、开征或提高出口关税、实施出口许可证管理等一系列调控措施，但以钢铁等为代表的“两高一资”产品出口增速依然很快，2007年上半年钢材出口量增长97.7％，钢坯增长40.9％。总之，我国现行的一些税收政策，实质上加剧了我国资源需求压力和环境破坏程度。

　　国际政治外交与资源环境问题

　　中国是一个大国，投资与经济高增长必然导致了对资源与原材料需求的过快增长，同时，在全球普遍关注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的今天，我们国家的资源环境问题也引发了一系列政治外交问题。

　　首先，对资源与原材料需求的过快增长必然导致国际市场相关资源与原材料供给偏紧以及价格大幅上涨，从而引起全球性通货膨胀。中国经济加快发展对主导性资源与主要原材料需求持续大幅增长，不仅使一些发达国家倍感资源竞争的压力，也因此成为影响国际市场相关资源与原材料供求状况及其价格水平的风向标，甚至出现了中国需求状况与国际市场价格水平的联动效应。生产成本增加，这势必影响别的国家经济发展，引起别的国家对中国过快经济发展的不满。

　　其次，一些发达国家意识到了中国已经逐渐从廉价的能源出口国变成了能源进口国，出于战略角度考虑，能源对于国家生存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使得大量的资金、能源流入中国，打破了原有的能源格局，这对他们既得利益是一种极大的威胁，中国的一些积极开拓海外资源的商业努力也被视为是别有用心的战略扩张。

　　再次，中国原来的经济发展方式是资源消耗型的，国家统计局显示的2007年第一季度经济发展状况显示，重工业发展迅速，其中高耗能产业发展的更为突出。在前段时期的八国峰会上，对于涉及到的气候问题，开始强调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对于气候变化、环境恶化的责任，企图通过环境气候问题来限制中国的经济发展。

　　第四，中国资源环境成本低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现阶段的我国对外贸易顺差不断加大，从而导致了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其中以中美贸易摩擦最为严重，美国在该问题上持续对人民币升值进行施压。

　　而这些政治外交压力，反过来又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各种各样的贸易壁垒直接导致出口量下降，环境、能源等外交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迅速调整产业结构，许多相关企业缺乏缓冲，损失惨重，而人民币的大幅升值，更是直接导致许多出口企业利益严重受损。

　　我们可以看出，当今社会，资源环境问题再也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与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错综复杂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成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环境系统、社会系统、经济系统已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环境决策已不单纯是环境污染治理、环境保护，而是强调环境、资源、社会、经济的统一决策，实现在公平基础上的总体最优或满意的决策。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我们也必须从世界视野的角度和历史的角度来认识中国的资源环境问题。回顾中国近30年的环境保护工作，我们不能否认的基本事实是:尽管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环境问题产生的速度远大于环境问题解决的速度。原因就在于，这期间的环境管理偏重于微观管理工作，环境保护没有进入决策层次，没有站在宏观的社会经济的角度和转变发展战略的制高点上来开展环境保护的管理工作。解决资源环境问题，也不能仅仅单独去从资源环境问题这个子系统去考虑，必须站在这个复杂社会系统的高度去采取措施。以国家的发展战略为指导，从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入手，制订一系列具有指导性的、原则性的环境战略、法律政策。

　　要点提示

　　资源和环境关系到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充足的自然资源作保证。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污染严重，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要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必须首先认识资源环境问题与国内宏观经济态势、国际贸易、国际产业转移、金融、税收政策、国际政治外交等问题的作用机理。

　　编辑心得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缓解资源环境压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要加快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彻底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经济发展建立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